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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整合路径研究
来源:翁钢民 李慧盈 日期:2018-02-14 浏览次数: 字号:[ ]
    要:

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 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度测量模型, 对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按照协同度的正负、峰值和变化程度可以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类;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有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 其中外部应注重对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的整合, 内部则需做好旅游企业、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旅游营销的整合工作。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区域旅游的非均衡性加大, 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 许多旅游企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等, 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着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 我国旅游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时期, 面临提质、增效、升级难题, 解决“瓶颈”的关键在于推进旅游产业整合和协同发展。旅游产业整合是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为了提升竞争力、优化结构而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和调整的过程, 其目的是通过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协调配合达到协同发展的效果。

国外关于产业协同、产业整合理论研究起步较早, 主要从理论和概念入手[1,2]。协同的概念最早是由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 劳动分工理论的核心就是协同理论。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完善,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协作[3]。之后各国学者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研究, 使之不断发展。整合理论最早在也是出现在同一时期的1890年, 马歇尔提出了企业整合的相关理论, 认为引起企业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平均成本曲线的变化是企业横向整合的表现, 往往伴随着组织结构的调整。Joe S Bain等学者把产业整合理论扩展到垄断动机等方面。Kelly Jean Fergusson、Paul M Teicholz从垂直、水平、时间经度三个维度阐述了产业整合的定义[4]。随后, Robert E Hurley[5]、Michael E Poter[6]等学者对其进行了阐述。

国内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 黎洁、李垣最早将产业整合理论与旅游产业研究结合起来, 以云南大理作为实证, 提出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整合创新的目标模式[7]。几乎同一时期, 吴彤提出所谓的协同是整合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整体的过程。随后, 苏娜、陈士俊、史国祥[8-14]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的趋势、模式、路径、绩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梳理国内外研究发现, 学者们对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 定量研究不多, 对旅游领域的探索很少, 专门针对我国京津冀地区的研究更是缺乏。随着该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研究亟待加强。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 定量分析该区域旅游产业整合与协同发展问题, 以期为推进京津冀旅游产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和权重确定

本文借鉴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和耦合协调的研究成果[15-18], 遵循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 以协同学理论为基础, 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投入水平、产出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旅游需求5个序参量分量和13个衡量指标组成 (表1) 。为了保证权重赋值的客观性, 选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了测算,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见表1[19]。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京津冀三地统计年鉴和国家旅游局网站等。

表1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表1 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2 协同发展测量模型构建

定义旅游产业系统A={A1, A2, …, AK}, Ai指组合成A的第i个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 i=1, 2, 3, …, k。本文中A是由13个区域组成的京津冀旅游产业系统, Ai指13个子区域的旅游产业系统。设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Ai演化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xi= (xi1, xi2, …, xin) 、n≥1、αij≤xij≤βij、j∈[1, n], α、β表示系统临界点序参量变量xij的上限和下限[16]。首先, 计算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Ai序参量分量xij的有序度, 公式为:

式中, ui (xij) ∈[0, 1]值越大, 序参量分量xij对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有序的贡献越大。

计算序参量变量xi对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Ai有序度的总贡献, 公式为:

假定初始时刻t0, 各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是ui (xi) , 系统演变过程中的某个时刻t1, 此时的各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是ui (xi) , 计算13个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从时刻t0-t1时间段的协同度, 公式为:

其中, 。计算区域旅游产业系统的协同度, 公式为:

其中, ;

。式中ui (xi) -ui (xi) ∈[0, 1], 协同度C∈[-1, 1], 取值越大, 旅游产业系统的协同程度越高;若C为负值, 说明在时间区间[t0, t1]内, 旅游产业系统处于非协同演进状态。其中, wi表示13个子区域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的权重。

2 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

2.1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体协同发展水平

根据协同度测量模型, 计算出京津冀地区整体和13个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度, 计算结果见表2。从2005—2014年, 京津冀旅游产业的整体协同度由2005年的0.0341提高到2014年的0.6838, 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图1) , 说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协同度总体水平较低, 该区域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2008年受北京奥运会安全工作等因素的影响, 京津冀整体和13个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度均出现了或大或小的“V”型曲线, 表明经济、社会等内外环境对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

表2 京津冀及各城市旅游产业协同度计算结果    

表2 京津冀及各城市旅游产业协同度计算结果
图1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体协同度及趋势

图1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体协同度及趋势 

2.2 京津冀各城市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

根据旅游产业协同度的正负、峰值以及变化程度, 可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北京。该市旅游产业协同度逐年上升 (2008年除外) , 2013和2014年分别达到0.9225和0.9801, 表明北京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高、态势好。第二类是天津、秦皇岛、承德三市。这些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度峰值低于北京、普遍高于其他城市, 2014年分别达到0.8707、0.8105和0.8089, 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 其原因是这三个城市旅游产业起步早、发展快, 因此协同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第三类包括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邯郸、唐山、沧州7个城市。2014年这些城市的协同度值在0.6753—0.7889之间, 旅游产业的协同程度不高, 协同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四类城市包括邢台、衡水。这两个城市2014年的协同度值才分别达到0.4907和0.3461, 衡水的协同度还有负值出现, 旅游产业处于不协同发展的状态。

3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

3.1 京津冀旅游产业外部整合

旅游产业的关联性、依托性强, 受外部环境影响大, 对旅游产业进行整合必须考虑外部环境的整合。旅游产业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认知环境等。旅游产业的健康运行需要有良好的法制环境作保障, 法制环境整合是将京津冀各地区、各部门的法律法规通过某种机制使之系统化, 实现协同发展规则的最优。然而, 京津冀三地法律法规存在碎片化和相互冲突的不协调问题, 各地许多法律法规主要针对各自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问题, 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三地建立协同的规划编制机制和一体化的规划立法, 现有法律不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需要通过整合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旅游产业的政策环境整合是旅游产业整合的核心, 目的在于预防政策冲突, 明晰产业发展定位, 指导上下协调和部门沟通工作, 形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多层次合作伙伴体系。为了推进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京津冀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协调统一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政策、区域旅游布局政策、旅游产品和市场政策、旅游投资政策等, 构建公平、公正、合法、有序的旅游市场竞争秩序, 实现区域内旅游产业的差异化发展。旅游产业的整合需要对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进行整合, 构建以利益整合为核心的整合机制, 不断增强当地居民、广大旅游从业人员的旅游意识和服务意识, 打造和谐的旅游产业发展社会环境;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旅游产业的认知水平和支持力度, 进一步完善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认知环境。

3.2 京津冀旅游产业内部整合

旅游产业内部整合主要包括旅游企业整合、旅游产品整合、旅游市场整合和旅游营销整合等。旅游企业整合是一种为实现产业规模最大化和调整产业布局而进行的旅游企业合并重组活动。当前, 京津冀地区旅游企业存在规模小、部分景区利用要素的独有赚取垄断利润等问题, 这些问题将影响市场绩效,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因此, 有必要通过旅游企业整合实现优化组合, 形成产业规模集聚效应。旅游企业自身应借助社会资本, 不断壮大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政府应鼓励企业兼并重组, 培育以大企业为主体、小企业为基础的旅游企业集团, 推进京津冀旅游企业集团化发展。同时, 京津冀地区各旅游企业应加强沟通交流和分工协作, 将局部优势打造成区域整体优势, 增强区域旅游产业的竞争力, 实现市场共赢。

图2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

图2 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 

关于旅游产品的整合, 一方面要整合京津冀旅游资源要素, 优化旅游产品空间结构, 正确定位旅游功能区,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根据京津冀经济、社会和旅游资源实际情况, 可将该区域分为直隶文化旅游功能分区、红色旅游功能分区、沿海旅游功能分区、生态旅游功能分区。另一方面, 结合京津冀旅游产品和文化特征, 打造京津冀旅游产品整体品牌, 将区域内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展现给旅游者, 增强京津冀旅游产品的吸引力, 顺应当前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潮流。构建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提高旅游产业的整体实力。京津冀地区因行政区划等原因目前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区障碍和市场分割问题,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大环境下, 扫除地区封锁, 推进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 打造以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为主体, 以直隶文化游、海洋文化游、抗日红色游、山地和草原生态游等特色精品线路为辅的跨区域、统一的旅游市场, 立足市场需求, 整合开发旅游产品并根据市场反馈及时调整。同时, 要加强市场监管, 整顿市场秩序, 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保证公平竞争。

旅游产业整合效果受市场影响, 而扩大旅游市场, 必须加大营销力度, 实行联合营销策略。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应该借助先进的营销方法和技术, 开展统一有效的营销活动, 各地区、各企业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科学制定价格策略、产品策略、产品促销策略等多种优化组合的营销策略体系;借助京津冀独特的地域优势、旅游资源和人文特色, 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进一步扩展国内、国际旅游市场, 不断提高该区域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见图2。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合运用协同学理论和产业经济学方法, 对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 从投入水平、产出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旅游需求五个方面构建了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量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由5个序参量分量和13个衡量指标, 并选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测算,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协同度测算模型。其次, 根据协同度测算模型, 定量测度了京津冀整体和区域内13个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度。测量结果显示:京津冀旅游产业的整体协同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但协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2008年京津冀整体和13个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度均出现了“V”型曲线, 表明内外环境对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本文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成四类:区域内北京的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高、态势好, 天津、秦皇岛、承德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水平较高, 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邯郸、唐山、沧州七个城市旅游产业的协同程度不高, 邢台、衡水旅游产业处于不协同发展的状态。本文从旅游产业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分析了京津冀旅游产业的整合路径, 外部应注重对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的整合, 内部则需做好旅游企业、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旅游营销的整合工作。

本文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协同度测算模型, 并按照该模型需要的13个子区域旅游产业系统和5个序参量分量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量指标体系, 通过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分析了京津冀整体和区域内13个城市的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 并探讨了旅游产业的整合路径, 为旅游产业协同和整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研究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 能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提供新思路, 结合京津冀的实际情况, 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实现京津冀共赢。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选取了投入水平、产出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旅游需求五个方面的16个指标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虽然指标建立前参考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并经过旅游产业方面的专家讨论, 但是16个指标能否全面反映研究对象的协同水平仍有待考证。未来可考虑使用其他代表性指标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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