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融合、新业态与非正规就业增长:一个基于经验与概念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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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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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间。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失业率维持稳定主要是中国国企愿意容纳过剩工人。根据他们的调查,虽然目前国企过剩员工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比例却相当高。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矿产等,这些行业里的国企有着很高的劳动剩余比例。另外,大量农民工聚集在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比城镇工人更大;但失业后的农民工通常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统计范围内。因此,真实失业率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展,去产能与去库存必然会带来失业。例如,2016年3月,武钢裁员5万人。整个煤炭系统和钢铁系统,总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1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号),希望通过产业融合吸纳失业人员。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考察人社部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考虑到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在下降,李克强总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农民工引向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解决就业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张来拉动就业。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且企业的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解决就业的手段,不难发现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死板而且进入了死胡同。政府总是想着自己动手来安置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或者必须要有企业来雇佣他们,而没有考虑到人们可以主动就业——自己雇佣自己。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政府部门选择了无视。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不但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来吸纳劳动力,相反,它们必须分流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这种经济两难的时期,适度放开非正规部门,将会促进许多个体主动走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

产业融合中非正规部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先天的优势。产业融合会导致原来的产业边界消失,出现许多市场空隙。非正规部门的商业嗅觉和敏感性总是能够让它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这场庞大的产业变革中,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服务业天然成为众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万达等竞逐的场所。旅游非正规部门会自然而然地在这场角逐中生长演化,从而成为就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阅读现有的文献和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融合带来了就业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旅游产业融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就业增长的?就业增长主要表现在什么领域?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确认就业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融合引致旅游新业态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1]认为,它是指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美国学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术融合[3]。20世纪80年代,技术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活动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出现[4-5]。它拓宽了大型企业的技术基础,使它们赢得了竞争优势[6-8]。技术融合之后,经历了产品融合[9]。产品融合对原有的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新产品能够更好地迎合潜在的市场需求[10]。技术融合与产品融合都以市场融合为导向[11]。很多企业技术融合失败,并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价值链上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12]。

产业融合发生的基础通常是产业之间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13]。发生融合的产业之间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8]。融合一般发生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处。它会改变原有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产业融合通常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类型的多样化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15]。信息技术在实现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业如携程、去哪儿、芒果等依靠强大的预订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力,共同分享日益扩大的客源市场,优化了资源配置[16],共同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创造了新的旅游服务价值[17-19]。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旅游产业融合主要指企业(也可以是其他产业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进行整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新业态以旅游者为中心展开[20],表现为产品形态、组织形态(企业)和经营形态的融合[21-22]。互联网技术是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18]。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旅游消费的经验,国内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23]。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对原来的旅游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分市场的“小众化”需求分布广,企业无法通过原来的规模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众化”加总起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单个企业却无法以原来的成本模式进行市场供给[25]。这种两难困境和矛盾冲突迫使旅游企业寻求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传统旅游企业和在线旅游代理商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业的企业发现了旅游市场的商机,主动和旅游企业进行融合[27],通过产品和资源的平台化运作,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上的耦合[28]。旅游新业态具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29]。随着传统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动力驱动企业在产品表现、管理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实行突破[30]。这种突破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新型市场消费需求;这些突破中,不同的业态类型或以产品、或以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消费的对接[31]。正是因为这种对接,造就了众多的旅游新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乡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态旅游[34]、遗产旅游[35]等等。

新业态出现的重要作用,就是带来了就业的增长[36];这种增长主要是从产业边际和职业工种上发生的,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国内目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业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非正规就业。具体概念模型见图1。

1.2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主要都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如街头小商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缝、厨师、司机等等[37]。Keith Hart[38]和Breman[39]对加纳与印度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效率。托达罗用二元部门做了最后的总结,后来的学者通称“非正规部门”。随后,人们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许多现代部门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非正规化了[40]。

随着非正规就业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发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总的来说,包括4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涵盖相类似的理论。(1)结构分离主义的核心强调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属性和收入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代表人包括刘易斯[41]、托达罗[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论是贫困就业理论、二元主义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2)结构替代主义的核心认为职业的歧视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对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3)结构联系主义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和就业界定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将非正规经济视为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斯[46-47]。主要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4)结构嵌入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同样的,非正规经济则是以非市场的基本规制和行为逻辑“镶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会福利不能支撑个体正常生活时的一种替代性的生产行为,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兰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论是反嵌入理论和标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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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的概念模型Fig.1 Research conceptual model

注:在概念模型中,因果逻辑关系的指向有三个。第一,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在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情况下,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第三,新业态的三种形态与控制变量的交互作用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就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5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临时性就业岗位增长迅速;第三,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国有、集体单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门劳动力边际吸纳能力下降[53-54]。尽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符合当时的我国国情,具有庞大的就业潜力,但是,非正规部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为了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张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阳和万广华研究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在减贫中的作用[56],蔡昉和王美艳说明了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发育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的原因[57]。李强[58]和万向东[59]集中研究了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说明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条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国内对旅游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2010年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的就业;2010年之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业研究集中在总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60]、就业效应[61]和弹性[62-63]以及旅游就业的统计[64]等等。2010年之后,王丽和郭为开始关注中国旅游非正规部门并对青岛旅游自我就业者进行研究[65]。随后,郭为和秦宇研究了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36],并对中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进行了估计,约为2040万人,远远超过了正规就业的总量[6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融合,旅游非正规就业继续增长,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身也开始把“非正规”的就业作为一种向上的职业通道而不是终端[67-68]。本文将从新业态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产业融合导致新业态形成以及新业态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业态的就业路径;第四部分经验地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第五部分通过调研数据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结论和建议放在第六部分。

2 新业态影响就业的路径

旅游新业态表现为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随着产业融合的展开,市场上涌现了许多“小众旅游”新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网络旅游、养生(康体)旅游、结伴背包旅游等等。为了应对大量的“小众”旅游形态,旅游企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这种新经营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经济,许多企业或个人以这个平台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对新产品和新经营形态,企业不得不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管理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导致了旅游就业增长路径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旅游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在统计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每年统计的非私营旅游企业的年末就业人员总量。第二,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这一部分无法在统计上反应出来,主要表现为非私营旅游企业所雇佣的零时工、钟点工等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数量。第三,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非正规就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门涵盖的统计对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业。郭为和厉新建[66]曾经详细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过定义,并且估算中国在2011年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为2040.40万。他们认为,旅游发展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上而不是正规就业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来源或路径。

3 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经验说明

3.1 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非私营企业部门(企业)与所雇佣的劳动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形式来实现。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大量表现为非正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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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H饭店历年钟点工的使用情况Tab.1 The employment of part-time employees in H hotel over the years

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种类多样,主要表现为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外包)、劳务派遣工、小时工、钟点工等等。尽管国家没有对这部分就业进行统计,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自2008年以来,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目的是规避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笔者以青岛H酒店的具体调查情况为例说明。

青岛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产品和服务一直得到业界的好评。近些年来,H酒店在劳动用工结构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除个别岗位外,H酒店逐步减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劳务工和实习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劳务工、68名实习生。第二,钟点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钟点工的使用达到了1 7666小时,平均一天要使用8个钟点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规就业在扩大之外,一些互联网旅游企业也明显增加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以携程技术部门使用的兼职人员数量为例,2007年为10人,2010年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携程,其他部门如销售部门中其他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估算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总量及其增长。

3.2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非正规就业增长)

旅游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的具体表现进行说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规就业。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转地。很多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为这些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他们构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岛,大量的人员活动在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周边,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为[14]曾经对青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类,并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特征。第二,农村地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在农村地区,景点景区及其周边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成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业雇佣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来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这些劳动力就回乡务农。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型的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周围,围绕旅游服务兴办的旅馆和餐馆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乡乡村旅游景区附近,可直接进行网上预订的旅馆和农家乐就有260多家[21]。这些企业为本土农民提供大量非正规就业机会。郭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官方统计数据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人数大约为2040.40万人,约占全国非正规就业总量的1/5。

4 新业态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证证明

4.1 数据说明与调研

由于国内没有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对于旅游新业态,不同的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杨玲玲和魏小安[22]为代表,他们站在企业角度把旅游新业态看作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综合。第二类包括大部分学者媒体,他们把许多新出现的产品归结为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34]、乡村旅游[70]、遗产旅游[35]、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笔者认同杨玲玲和魏小安的观点。因为旅游新业态代表着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把新业态概念具体化成了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3个维度10个问项;把非正规就业具体化成了3个问项,这3个问项分别代表了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考虑到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我们针对它们各自分别设计了两个问项,这两个问项分别归因,作为两个控制变量来排除它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问卷调查开始于2016年6月12日,结束于7月10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旅游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旅游行业工作时间大部分都超过了3年,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行业的现实。本项调查以青岛本地为主,主要调研的企业有港中旅、万达旅业、省中旅(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尔洲际、携程青岛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岛本地的民营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岛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的走上了管理岗位的学生。本次一共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实际分析的问卷数251份。

4.2 调研的人口统计信息与因子分析

通过对调研的人口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55%和45%。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约占51%。被调研对象主要来自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约占52%,在旅游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19%。他们曾经或现正在旅游行业工作年限超过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数占比达到了74%。

年龄数据反映了旅游行业的管理层比较年轻,工作或年限超过3年说明了被调研对象对行业比较了解。问卷反映出来的信息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证。

笔者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标克朗巴哈系数为0.863,信度系数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与问卷设计初衷一致。又因为KMO值为0.809,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通过正交旋转后得到了4个因子(表3)。产业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业利用相关技术以尽可能丰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现自身的产品,问项Q1到Q3主要与产业融合产品的表现形态相关,命名为产品形态。问项Q4到Q6主要描述了产业融合后旅游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命名为组织形态。问项Q7到Q9主要说明了产业融合后旅游行业出现的新经营特点,命名为经营形态。问项Q11到Q13主要描述了当前旅游企业在招工方面对劳动力的使用,核心是劳动力的非正规使用方式,命名为非正规就业。所以,反映新业态的3个因子分别是产品形态(Q1~Q3)、组织形态(Q4~Q6)和经营形态(Q7~Q10)。反映非正规就业因子一个(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规就业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3 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得到了4个因子,但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3个因子能够和第4个因子非正规就业具有逻辑上的相关关系吗?是的。从微观角度看待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取决于产品销售。产品销售(在给定质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产品形态相关的如产品广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时间等等。经营形态直接与劳动力使用数量相关,例如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差异会直接决定企业需要雇佣多少劳动力,前端销售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多寡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组织形态本质上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实现最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们在理论逻辑上都指向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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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口统计信息Tab.2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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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旋转成份矩阵a与因子特征值b Tab.3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and factor eigenvalueb

因此,根据上面的因子分析,我们依据逻辑概念(见图1),可以通过构建经验模型来分析新业态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非正规就业。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z代表非正规就业因子,包含3个问项,每个问项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雇佣)。β₀代表截距项,x_1i、x_2i、x_3i分别代表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因子,β₁、β₂、β₃分别代表前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y_1i、y_2i分别代表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因子,这两个因子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β₄、β₅分别代表前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代表新业态的3个变量与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交互项,β_6~11代表这6个交互项的系数,具体说明将会在回归列表中给出。ε_i是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每一个模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不纳入交互项的情况,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类为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主要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间接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1)反映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59个单位。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营形态处于市场的前端,直接通过销售与消费者打交道,劳动力使用量的变化对市场非常敏感。产品形态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间接相关;组织形态更多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的调整,也是与劳动力间接相关。因此,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正规部门倾向于雇佣更多临时工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47个单位;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67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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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回归结果Tab.4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model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业态不是独立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方式,而是和企业成本、经济景气度联合起作用的。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084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品丰富的表现形态等仍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212个单位。企业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79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同时用工方式更加灵活。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177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28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36个单位。与前面的两种交互类型相比,经营形态的影响系数最大。经营形态涵盖了销售环节,而销售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最多的部门。销售结合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会生成新职业和工种,衍生新的就业方式(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这种就业天然会游离在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规部门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302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企业愈是处于最优运行的状态,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愈少,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愈多(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相关,如果是时间序列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悖论,因为最优运行的企业会扩张,雇佣更多的员工)。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更多劳动力会流向非正规部门。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11个单位;经济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58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1个单位。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196个单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225个单位。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6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09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14个单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否纳入交互项,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影响;只有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才能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经营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但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通过经营业态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这进一步证明了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就业蓄水池”的理论。

模型(3)反映非正规就业中的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我就业(创业)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自我就业(创业)单独作为一个问项、单独以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创造具有主动性;而在模型(3)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自我就业是否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但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却是确定的,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仍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国内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统计的层面告诉人们旅游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具体到旅游就业增长的途径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旅游新业态是如何影响旅游就业的。具体的增长路径分别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新业态通过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影响非正规就业。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第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第三,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上述现象并不单独发生,而是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如何具体看待这种影响路径呢?笔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催生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一些产品非常小众化和碎片化,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迫使企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弹性工作的方式)来雇佣员工,例如部分资助大学生出游,利用大学生写游记来表现产品和带动消费群。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应用一定程度改变了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用工模式,例如,许多旅行社减少了合同制导游,当业务繁忙需要导游时,企业直接从导游互联网平台“借用”。经营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导致了用工形式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时雇佣;这些临时雇佣可能是因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临时的小业务。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群体是网络销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线路或单一产品销售,就像淘宝,它由无数个自我就业的“个体公司”组成。

上述研究结论在宏观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旅游新业态是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旅游正规就业。它可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时期对下岗工人分流的一个重要产业。第二,新业态不仅在边际上增加了就业,而且会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重视对新业态的引导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门应该重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非正规就业,而不是以各种名义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打压。

同时,研究在微观上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或成本上升的时期,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产品的表现形态,利用零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手段增加产品销售。第二,经营形态是企业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时候都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使用量。逻辑上来看,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可能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组织形态只有与经济景气度或企业成本交互作用时才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这说明了企业可以同时从用工结构和部门结构两个方面来控制成本,前者节省外部的劳务成本,后者节省内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结论对旅游企业的具体营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未来用工模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固定用工制(正规就业)走向弹性用工制(非正规就业)。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逻辑及其最后的结论共同呈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以旅游非正规就业为例,笔者认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导致了市场空隙的出现,这些市场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长尾的;正规部门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获得这些市场中的利润,只有成本够低和灵活性足够的“非正规形式”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产业融合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催生了企业新业态,新业态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一个劳动力以非正规方式流进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过程。其本质就是降低组织的成本来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空隙中的利润。二元主义以静态的眼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待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的障碍,新马克思主义注重分工中生产关系呈现的“剥削性”。我们的理论基于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动态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是动态的;劳动者是在一个动态的新市场中综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