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建构的短缺与现实的需要

理论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它是一种系统性的新知识，构成了对现实的解释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预测和新的探索。理论不仅在科学研究中有用，而且对现实世界中的实践也有指导意义。实际上，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运用。行为人采取的每个行动、制订的每个计划，都是基于其脑海中的某种理论（即“采取什么行动？将导致什么结果？为什么？”）。理论使行为人相信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会带来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理论研究能否贡献新知识、指导实践，取决于理论建构和理论验证的均衡发展。若只有建构没有验证，理论无法得到证实或证伪，理论的适用边界也无法被清楚地探明；若只有验证没有建构，学术共同体难以生产新的系统性知识，且不能为指导实践提供有效思路。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活动的大规模开展，与旅游服务的生产、消费和管理行为有关的研究大量涌现。尽管有少数学者已经开始对旅游现象进行理论化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大部分学者的努力似乎主要还是用在了理论验证上。

由于我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还明显不足，理论研究在知识贡献和实践指导方面的潜在价值远未能实现。因此，分析理论建构不足的原因，找到促进理论建构的方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理论建构不足的原因较为复杂，概括地说，与学科发展阶段、学术训练取向、学者评价体系以及成果发布渠道等都有关。这里不展开分析。我们此处主要关注的是与研究方法有关的原因，即我们之所以不能建构理论，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提出好的问题；之所以提不出好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不够。从理论构建过程来看，若不能很好地对现象做观察，就无法对现象进行很好的归纳和概括，从而也无法在总结程式化事实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自然也就难以提出好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模型。以下，我们提出通过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来促进理论建构的建议。

二、通过观察、访谈和实物收集，描述现象

任何理论都建立在对现象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某一时空环境中的社会现象。环境不同，现象、问题和理论都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我们现在所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是西方的舶来品，都是对发生在西方的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后，经过理论家的建构工作形成的。例如，在霍桑试验中，研究人员做了大规模的访谈和观察之后，建构了具有很强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行为人、文化、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影响，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需要充分考虑其适用边界。在时间和空间发生较大变化的时候，虽然描述的都是同类型的现象，但是现象的成因、影响因素和效应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此时就可能产生理论不适用的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中，我们需要走到现实中去，对拟解释的现象在中国情境下的性质和特征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这种观察和分析的结果可能是：第一，修正舶来理论的适用性边界；第二，当适用性边界的修正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需要调整初始的舶来理论，甚至提出与其具有竞争性解释力的替代理论；最后，充分观察和认识的结果还有可能直接形成全新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已有的理论尽管在基本假设上与我们的现实不符，但是给出了探索和研究的目标、基准点和参照系，为我们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环境变了，并且影响到现象的性质和特征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需要踏踏实实、全面深入地观察、认识和描述旅游现象。其中，全面是指我们对所研究现象的各种类型及各类利益相关者都要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深入是指我们对每种类型的现象的发生发展过程都要做细致的了解。描述现象是发展理论并应用理论对实践进行解释和预测的前提。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似乎做得还非常不够。例如，长期以来，旅行社业中的零负团费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但是，查看主流学术期刊上与之有关的文章，我们发现很少有分析建立在对这一复杂现象进行深入观察和描述的基础上。因为缺乏对该现象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组团社、地接社、景点、购物点、旅游者、导游等）的全面调查，也缺乏对这一现象的类型和机制的深入分析，学界难以提出真正的问题（question）及令人信服的解释框架，从而也难以指导实践界解决这一问题（problem）。

在各种新现象不断产生、老现象快速变化的年代，我们不应该在基本描述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忙于验证或建构理论，而应首先致力于认识和理解现象。我们每个研究者似乎都需要在以下方面投入足够的精力：第一，仔细观察本领域中的若干研究对象和事件；第二，访谈若干与所研究现象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第三，收集若干与所研究现象有关的实物资料；第四，梳理若干事件的过程。我们在这里用“若干”这一约数，原因在于认识不同现象需要花费的努力是不同的。某些较为简单的现象，可能在访谈数十人、做简单观察之后就基本搞清楚了；某些复杂的现象，可能在我们访谈了上百人、做较多参与式观察后才能大概描绘清楚。观察和梳理事件过程也是如此。只有当新的访谈、观察和梳理不能够带来对现象的新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在认识现象阶段的研究努力才可以停止。

需要指出的是，在完成上述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忽视宏观变化的微观基础；也不能只盯住微观的细节，而忽视了对影响旅游现象发展的宏大变迁因素的梳理。

三、提出问题

爱因斯坦曾经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在吉登斯看来，这种想象力在社会科学中应用时需要研究者突破熟悉的日常生活视角，把事物放入更宽的情境内去思考。吉登斯从“喝一杯咖啡”这种日常现象出发，对社会学想象如何展开进行了细致的说明，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这种想象指引着我们提出问题并进入社会现象中进行观察和描述。

随着观察和描述现象的经验的增长，我们对事物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联系的敏感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容易发现现象中存在的矛盾、反常及有趣的地方，并将这些特殊之处与头脑中储存的各种理论框架及其适用边界结合起来，形成理论问题。实际上，我们在观察、访谈及整理数据的过程中，很多此类问题会不断在头脑中出现。此时，我们需要对提出的理论问题做一些梳理，选出具有较高潜在价值的题目。那么，什么理论问题具有较高潜在价值呢？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条件可能比较关键：

第一，重要性。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基础性、关联性和复杂性三个方面。基础性是指该理论问题是理解本学科或本领域内的诸多重要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前提；关联性是指该理论在实践中具有突出的价值；复杂性是指该理论问题涉及较多变量且变量间关系的变化较多，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找到答案。

第二，新颖性。新颖性主要体现在理论问题是否有趣，是否针对现实现象中的“矛盾”“悖论”或是否解释了全新的现象？如果将学术研究看作学者之间的对话，不具有新颖性的理论问题仅仅是确认或增进了已有的声音。只有新颖的问题才能改变原有对话的方向，或者提出全新的声音。

第三，可行动性。可行动性主要体现在研究现场的可进入性和研究资料的可收集性两个方面。有些时候，由于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限制，尽管满足了重要性和新颖性两个条件，但理论问题研究仍无法进行。当然，随着环境的变化，可进入性和可收集性也会发生变化，使得原来在某一时期不可能研究的问题在新的时期得到研究。

满足上述条件，理论问题就具有了较高的潜在价值。至于这种价值能否实现，还需要看研究者的研究设计能力、实地工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这些能力的培育，我们将在今后的编者评论中进行说明。

四、回答问题、建构理论

回答理论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理论建构的过程。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确定主要的建构及其联系（提出命题）。我们还可以通过描述不同情境下的联系，详细说明联系的边界性条件和分析层次（提出命题体系）。按照方法论学者的认识，一个完整的理论由 4 项基本要素构成，即什么（What）、如何（How）、为何（Why）、何人—何地—何时（Who， Where， When）。其中，“什么”是指哪些因素（包括概念、建构或变量）可以被合乎逻辑地看作是对某个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一部分；“如何”是指这些要素是怎么样被联系起来的，也就是因素之间的关系及方向；“为何”是指上述关系赖以存在的心理的、经济的或社会的解释机制，这些机制需要应用人类行为、组织行为和社会过程的相关知识进行解释；“何人—何地—何时”是一些与行为人及其所处时空有关的情境性因素，这些情境性因素往往规定了理论适用性的边界，也就是理论可以运用的范围。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若我们能够提出一个包括上述 4 个基本要素的框架，也就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即使做不到完整，只要我们对“什么”“如何”“为何”有清楚的说明，理论也可以基本得到建立。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为何”还没有形成明确合理的解释机制，但是通过对现象的细致描述，对“什么”和“如何”有了较好的说明。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对“如何”也没有形成较好的分析，只是对“什么”做了较好的说明。这两种情况下的学术成果可以看作是形成最终理论的中间产品，虽然不是理论，但是对完整理论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结语

9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史学资料无比丰富，算得上是世界第一的丰富“矿穴”。以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他指出，现在的学者们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科学研究方法），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自然会将这一学术界无尽的富矿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老祖宗，对于世界学术和文化事业也有重要的意义。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旅游研究也迎来了同样的机会。中国正在出现的巨大、多样化、快速变化的旅游现象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研究资料。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旅游活动得到如此大的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旅游业中的新现象、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这些新事物还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涌现，为最贴近研究现象的我国学者提供千载难逢的研究素材。

沿用梁启超的比喻，我们可以将现阶段丰富多彩的旅游产业实践看作富矿，将研究方法看作开矿机器。但是，是否有了机器就可以将这些富矿成功地开采出来呢？恐怕没那么简单。当有了机器和富矿之后，我们还需要知道富矿的矿脉是怎样分布的以及为何如此分布。也就是说，还需要知道关于成矿的理论。虽然我们已经从国外舶来了较多理论，但是中国的地形地貌等地质条件大不一样，因此这些理论可能需要加以改造后才能适用。更重要的是，某些矿藏是中国独有或主要为中国所有，自然没有可借用的理论，只能靠我们自己提出。只有把理论搞清楚，我们才能有效地使用机器开采富矿而不至于在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盲目挖掘。

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经过老一辈学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国内研究者的学术训练和准备已经比较成熟，学术共同体开始形成理论建构的共识。理论建构应该成为学者、学术刊物和学术共同体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强调理论建构的时候也要防止和警惕理论滥建的倾向。例如， Hambrick 指出［19］，某些管理学刊物只愿意刊发理论创新文章，却不愿意刊发测试理论的文章。他认为，若只关注新的而不是对的，不利于学科的发展。我们赞同这样的认识并力争避免陷入“认新不认对”的误区。

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刊物，《旅游导刊》鼓励作者撰写描述现象的文章、提出问题的文章和建构理论的文章。我们欢迎应用中国数据对已知现象做检验的文章，更欢迎对中国情境下某个特有现象进行详实的描述并指出其理论意义的文章。我们欢迎回答旧问题的文章，更欢迎提出理论和实践中的新问题的文章。

如前所述，理论建构和理论验证的均衡发展是理论研究有效地贡献知识、指导实践的前提，因此在鼓励发表高水平理论建构论文的同时，我们也鼓励高水平理论验证文章的写作与发表。但无论是理论建构文章还是理论验证文章，理论贡献都将是判断文章刊载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我们希望汇聚“以学术为业”的研究者，传播“留得下来”的学术思想，为中国旅游研究的进步与繁荣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