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自古以来, 地缘相近, 文脉一体。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 京津冀成为国家强力发展的第三级经济圈[1]。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旅游业作为促进区域合作的先导产业, 在区域全域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 京津冀地区注重区域旅游合作, 积极开展合作会议, 为京津冀的旅游协同发展积极献策。2013年京津冀地区旅游综合收入达到7962.3亿元, 占同期全国旅游综合收入总量的30%;国际旅游接待量达到848.44万人次, 占全国同期国际游客接待总量的6.5%。京津冀旅游业发展迅速, 然而在旅游经济提高的同时, 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出现差异,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旅游业发展需要优化空间布局, 做强跨区域旅游城市群, 这就需要落实京津冀旅游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发挥京津冀旅游辐射作用。因而, 研究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很有必要[2]。

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的研究, 国外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的探讨, 理论方面主要有Tazim B.Jamal[3]对旅游区域合作理论框架进行了整理, 重点研究社区内的旅游规划在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协调发展对策。Alberto Sessa[4]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了建立区协作体的旅游科学体系, 对区域旅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Steven Selin[5]在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探索了旅游企业内部合作的机制, 对区域旅游企业合作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实践方面主要有Marian Gucik[6]关于区域旅游合作中旅游市场战略, 建立旅游市场信息系统的探索。另外还有关于区域旅游资源管理的研究, 如Hrvoje Turk[7]对区域旅游资源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又如James Elliot[8]研究了区域旅游合作中行政部分的作用及应采取的措施。而国内对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主要分为对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和区域内部地区之间的旅游合作, 前者较少, 后者较多。关于区域内部之间旅游合作主要又分为对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的探讨, 如薛莹[9]认为区域旅游合作的产生是由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旅游发展和区域旅游形象发展所共同决定的。梁艺桦, 杨新军[10]认为区域旅游合作背后的动因是由于目标性和创新性;对区域旅游合作的途径探讨, 如张慧霞等[11]通过定性分析提出我国中部地区旅游合作需要采用的33N模式, 另外国内还有一些文献通过定量测算区域旅游之间发展差异分析区域旅游合作途径, 但数量不多, 如方法林[12]通过测算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差异探索其区域旅游合作发展路径。总之, 国内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国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较为分散, 侧重于个例, 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 定量研究不多, 尤其是针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不多。因此, 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主体, 在研究京津冀区域之间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中, 以市域作为研究单位, 这种市域之间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既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动力, 同时也有可能成为阻力[13]。研究各市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关系对今后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制定尤为重要。在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中, 能够将区域内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出来, 从而了解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分布特征, 并进行时空差异性的比较。本文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定量研究, 应用ArcGIS软件分析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性, 最后针对空间可视化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及发展建议。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由于京津冀区域内的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邯郸市和邢台市旅游收入等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和失真, 另外这四个城市旅游产业规模相对其他城市较小, 与其他城市相比不在一个量级上, 因此, 本文在分析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剔除了对这四个城市的研究, 从而保证了在后续的研究中不会产生偏差。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保定市、秦皇岛市、唐山市、承德市、张家口市等8个市域为基本单元, 采用空间统计模型对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进行空间关系的定量分析;在时间序列上, 选取2010年和2014年两个时间断面, 以此分析京津冀旅游经济的空间演化轨迹。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京津冀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其中各市旅游经济指标以各市旅游收入为衡量标准, 为了增加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可比性, 2010-2014年各市旅游收入通过当年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相应调整[14]。

基尼系数是被用来描述整体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计算公式为公式 (1) , 其中G代表基尼系数, y_i代表城市i的旅游总收入占总区域旅游收入的比例。在计算时, 要将y_i按照升序排列, 即y₁<y₂<y₃……, n为研究区域城市数量。在国际上通常认为, 当G处于0.3到0.4之间, 是比较正常的, 当G处于0.4到0.5之间, 则意味着研究区域收入差距较大, 当G值超过0.5时, 认为区域内收入两极分化严重[15]。

空间自相关是指区域内一些变量与区域内其他变量存在的潜在关系及依赖程度。在地理学中一般采用Moran的I指数和Geary的C指数[16]。本文中采用Moran的I指数来研究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临近区域在同一单元中的相关程度, 即各城市之间在某种指标下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现象, 计算公式为:

其中n代表研究对象数量, 即城市数, X_i和X_j分别为空间单元上的观测值, 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中I的取值在-1到1之间, 当I值小于0为空间负相关, 等于0为呈现不相关, 大于0时为空间正相关, I值的绝对值大小与相关程度成正比。通常情况下, 我们采用标准化统计量Z值来对Moran的I指数进行检验, 检验公式为:

其中, E (I) 代表Moran的I指数的期望值, VAR (I) 代表Moran的I指数的方差, 显著性水平由P值来检验, 显著性水平α一般取0.05即可, 如果P值在α范围内, 则认为研究区域各单元间存在空间自相关, 反之, 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在研究区域空间自相关的时候, 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来了解研究区域整体的关系,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来研究局部空间差异性, 这时采用局部空间统计量G值来计算局部范围内上的空间集聚程度。每一个研究区域i的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G_i统计量的检验公式为:

相对发展率指数是衡量一个区域内的各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整个区域的发展速度, 本文指京津冀区域内某一城市某一时期内旅游收入的变化与同一时期整个区域旅游收入变化的比值, 即衡量地区旅游经济增长能力的指标, 公式如下:

其中Y_2i, Y_1i分别代表京津冀区域内第i个市域在研究末期和初期的旅游收入, Y₁, Y₂分别代表京津冀区域在研究末期和初期的旅游收入。

分析区域内部的旅游经济发展的基尼系数能够反映出京津冀区域旅游收入总体的差异程度。如图1所示, 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从2010年到2014年逐年减小, 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6549减小到2014年的0.5772。这是因为随着京津冀协同战略的实施, 京津冀区域各市积极主动地探索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道路, 如京津冀交通互联互通、京津冀环境保护协同、京津冀旅游一卡通政策等。虽然整体差异在逐年缩小, 但是每年的基尼系数仍然很大, 超过了0.5, 说明区域之间旅游经济发展两极分化仍较为严重。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从2010年到2014年, 京津冀各区域之间旅游收入差异过大, 其中北京作为首都及国际一流城市, 作为京津冀区域旅游的管理、交通、服务和景点的中心城市, 旅游收入在2014年达到4196.18亿元, 而京津冀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较弱的城市张家口市, 旅游收入仅仅达到230亿元。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进程, 但是京津冀三地在各自旅游发展战略中对于区域旅游发展的战略缺乏契合, 考虑的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差别优势, 提升各自的竞争力。北京、天津等城市, 虽然对区域协同战略持积极态度, 但在具体实施中如资源、市场、品牌等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另外河北省等地的旅游投入相对较少, 2010年到2014年没有明显加大投入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问题缺少资金, 需要得到彻底的解决, 才能进一步缩小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

过大的区域旅游经济差异不仅不能提高区域整体的旅游综合实力, 而且会成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后期的阻碍, 因此研究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差异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加全面的研究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变动趋势, 计算各年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并绘制折线图如图2所示。

图1 2010-2014年京津冀旅游收入基尼系数 

图2 2010-2014年京津冀旅游收入全局空间自相关 

由图2可以看出, 2010年到2014年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从0.1131变化到0.1487, 呈波动型整体上升趋势, 除去2012年略有下降以外。这说明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 与以上基尼系数分析结果一致, 并且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均为正数, 说明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周边也是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 旅游经济发展较差的区域, 周边也是旅游经济发展较差的区域。并且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全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整体分布在0.1到0.16之间, 说明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集聚程度不高, 需要在保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增长的前提下, 打破区域界限, 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 真正实现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全局空间自相关假定空间是同质的, 只存在一种充满整个区域的趋势。实际上, 区域要素的空间异质性并不少见。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可以更加准确的分析局部空间异质性特征。本文选取2010年和2014年的京津冀旅游收入为指标, 运用ArcGIS软件分析Moran的I指数来反映京津冀局部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并进行可视化, 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 2010年Moran的I指数较大的区域为北京市、天津市, 处于第一阶层, 但是Moran的I指数处于1.3到1.8之间, 数值较低, 说明北京市、天津市对周边区域的旅游发展虽然具有正向的辐射作用, 但在今后的发展中仍需不断加强区域之间的协同作用。处于第二阶层的是张家口市与承德市, Moran的I指数大于且接近于0, 这是由于张家口市及承德市位于京津冀区域的北部边缘区域, 辐射能力受到限制。唐山市、秦皇岛市靠近天津市, 石家庄市、保定市, 由于靠近天津市, 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 故Moran的I指数呈现出负值。

图3 2010年和2014年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分布图 

同时由图3右图可以看出, 相对于2010年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分布图, 2014年京津冀区域北部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有减小的趋势, 具有明显变化的区域为北京市和承德市。承德市周边的区域为唐山市、秦皇岛市, 从2010年到2014年, 承德市、唐山市和秦皇岛市三个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逐渐趋于一体化, 如2010年承德市旅游收入91.4亿元, 秦皇岛市旅游收入147.4亿元, 唐山市旅游收入77.2亿元;2014年承德市旅游收入为259.8亿元、秦皇岛市旅游收入287.86亿元、唐山市旅游收入251.64亿元。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如近几年来, 承秦唐旅游推广联盟珠三角推介会的举办、承秦唐旅游联盟年会的举办以及承秦唐积极宣传推广旅游线路, 京哈、承秦、承唐三条高速公路, 构成了2小时的旅游环线等促进了三市旅游发展一体化等。

为了更加直观的显示京津冀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 结合图3中的分析数据, 利用AcGIS软件, 按照各地区旅游收入Moran的I指数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低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高度集聚区、集聚核心区, 如图4所示。

图4 2010年和2014年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从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来看, 低度集聚区与中度集聚区基本上保持不变, 而高度集聚区与集聚核心区发生部分变化与转移。北京市和天津市旅游经济发展较好, 均处于高值集聚区, 说明北京市和天津市较好的旅游经济发展带动了其周边地区的旅游发展, 辐射能力较强, 其中天津市从2010年到2014年一直保持集聚核心区的位置, 天津市的旅游经济发展能够很好的受到北京市核心城市的辐射, 再加上原本的旅游基础条件较好, 交通优势显著, 对周边其他区域的引力较强, 因而一直处于集聚核心区的位置。而自身旅游经济发展较好的石家庄市、保定市在空间聚集态势上却长期处于低值集聚区, 这是因为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相对于相邻的北京市来说, 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过大, 而北部相邻的张家口市旅游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区域最低的状态, 与其差异也过大, 但在整体的发展过程中, 这种趋势具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从2010年到2014年, 京津冀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集聚态势整体上向西南移动, 由承德市的集聚核心区转变为以北京市为核心的集聚核心区。另外, 秦皇岛市和唐山市一直处于低度集聚区与中度集聚区等较低的集聚水平, 这是因为其原有的旅游基础条件不高,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低, 区域旅游经济辐射能力较弱, 且与周边地区北京市、天津市等旅游发展差异较大, 引力能力小, 处于中低值集聚水平。

以上分析主要是研究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差异性、局部的空间集聚程度以及局部空间相关性的时空格局变化。为了全面的分析京津冀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潜力, 对2010年到2014年各区域的旅游经济NICH (相对发展率) 指数进行计算, 并结合ArcGIS软件计算出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NICH指数对应的Local Moran的I值, 通过分析各县域NICH指数的Local Moran的I值, 并运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将京津冀整体区域分为低速增长区、较低速增长区、较高速增长区、高速增长区。并通过与2010-2014年的旅游经济发展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运用上述方法, 得出2010-2014年的旅游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NICH指数的Local Moran的I值, 并运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将京津冀分为高于平均值区域与低于平均值区域, 见图5。

图5 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变化格局 

通过图5可以看出, 从2010-2014年, 旅游经济高速增长区为北京市, 天津市;较高速增长区为张家口市、承德市;较低速增长区为唐山市;低速增长区为石家庄市、保定市和秦皇岛市。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演变趋势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即位于集聚核心区的北京市、天津市同样位于高速增长区, 其他城市分布也依次对应。产生这一现象是由于旅游经济增速大的区域, 往往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由于政策支持以及当地旅游基础条件良好, 针对旅游经济发展做出的具体措施到位, 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同时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 对周边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也就越强。总体来看, 在空间格局上, 高值区更多的集中在中北部区域, 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部部分区域。京津冀区域内的旅游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 要逐步减弱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差异。

(1) 本文通过计算京津冀区域2010-2014年的基尼系数, 以及整体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 较好地揭示了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总体特征。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 得出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 且这种趋势在不断缩小。

(2)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了京津冀旅游经济时空发展区域差异, 得出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呈现较弱的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从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来看, 低度集聚区与中度集聚区基本上保持不变, 而高度集聚区与集聚核心区发生部分变化与转移。从旅游经济增长格局来看, 旅游经济增长高值区集中在中北部区域, 低值区分布于西南与东南部分地区。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尽管空间自相关方法能够较好地解释京津冀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化特征, 但由于本文仅从2010年到2014年的时间段研究京津冀的旅游经济发展以及仅以旅游收入作为研究测度, 分析结果难免与现实结果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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