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和企业内生扩张需求的作用下, 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分布愈加广阔, 已经成为世界产业转移和跨国投资浪潮中的新兴力量。其中, 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既是这股新兴力量中愈来愈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由大变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给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带来诸多机遇, 将助推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同时,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 中国对外旅游投资难免出现市场研究不到位、风险控制不合理、项目管控不佳、并购经验不足、东道国政策认识不充分、寻找有价值合作方、人才储备不足等诸多问题, 值得中国企业的警惕。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不仅推动我国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文化交往等领域发生着巨大变化, 也为对外旅游投资带来包括提供消费市场、金融支持、政策保障等在内的巨大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提出的一种统筹国内外发展的重要倡议, 旨在最大化地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与我国的共同发展。这一战略也将有助于利用我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为我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这一重要倡议下, 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及区域组织也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要议题进行推进, 为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奠定区域合作基础。以旅游博览会、主题旅游年、互办旅游年等形式为主的举措也为增加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旅游往来以及对外旅游投资提供很好的机会。

庞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是旅游投资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为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第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巨大的旅游消费市场, 特别是西欧、地中海沿岸、东南亚等区域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旅游者, 始终是旅游业投资的热门之地。第二, 中国庞大的出境规模和消费能力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输出也将给中国对外旅游投资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未来5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迎来1.5亿人次中国游客、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消费。天然的文化认同使中国旅游者更加倾向选择中国企业投资的旅游项目, 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投资提供契机。第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区域, 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巨大的商务市场也将带动对外旅游投资的增加。

对外旅游投资离不开金融支持, 尤其是考虑到对外旅游投资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收周期长、风险程度高等特点, 更需要来自母国和东道国等各方面的金融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规划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建设, 在加快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必将带动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完善。无论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还是诸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 都将有助于六大经济走廊旅游项目投资。作为中建美国 (巴哈马) 公司的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就获得了进出口银行高额抵押贷款的支持。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 到2015年, 中国对外旅游投资企业存量已经超过600家, 但“一带一路”沿线分布存量规模还小, 其中在“一带”沿线31家, 在“一路”沿线92家。这其中又以东南亚为最重要的投资区域, 共有66家。

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投资更多地采用非股权投资的方式, 这一方面是为了控制投资风险、降低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发达国家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影响能力。国际排名前十的酒店集团如洲际、希尔顿、万豪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覆盖, 绝大多数采用非股权投资的方式。而我国企业更多地采用绿地投资、股权收购等方式, 除锦江之星、7天等经济型酒店品牌外, 对外旅游投资的品牌输出还很少, 品牌输出能力整体尚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环境给中国企业的旅游投资带来巨大的挑战。近年来的欧洲难民危机导致旅游消费能力强的欧洲地区安全事故频发, 潜在的安全事故和下滑的安全感知也成为中国企业对该地区旅游投资的限制与障碍。“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中亚西亚) 往往存在着全球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种族主义, 这既严重影响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之间的旅游流动, 也给对外旅游投资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 与其他领域对外投资主要是资本流动不同, 很多起步阶段的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往往对来自我国国内出境消费流量有很强的依赖。另一方面,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全必然导致中国游客进入流量较低, 谨慎乐观自然就成了起步阶段的中国对外旅游投资的普遍状态。另外, 对内外勾结和境外势力渗透等威胁的担心客观上也容易造成我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游客相互往来和对外投资审批上抱谨慎态度, 影响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投资。

除了少数的旅行服务领域和免税购物领域的投资外, 中国对外旅游投资主要集中在酒店领域, 这既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对酒店标的的信心,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对物业 (房地产) 估值的路径依赖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旅游投资项目中, 存在着利用房地产来支撑旅游主营业务的商业模式, 这种模式在境外投资中是否可行, 尚需观察。尽管通过获得旅游资源排他性管理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模式、切入旅游演艺等娱乐消费节点、大规模区域性度假旅游设施开发、利用免税购物牌照进入潜力巨大的购物消费领域等都已经在国内广为流行, 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空间, 但实践应用却还很少。中国旅游集团在柬埔寨的免税店运营以及云南文投集团在柬埔寨投资“吴哥的微笑”旅游演艺项目都是很值得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广的。

在对外旅游投资中, 要注意处理好企业的国际化和国际化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企业的确通过对外旅游投资, 实现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但在对外旅游投资判断中, 有很多企业过于倚重中国出境市场, 这对于旅游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并不是好事。一个有志于真正“走出去”的旅游企业, 不能满足于在境外单纯的商业存在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更要注重经营管理、市场定位等方面的国际化视野, 不能简单地把国内这种“大政府、小市场”环境下的运营模式照搬到“小政府、大市场”的国际环境中, 也不能简单地锚定在中国出境市场上, 而是要真正成为具有国际管理、运营、创新水平的国际化企业。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对外旅游投资企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需要向“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 但从“一带一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较中国落后、旅游投资标的优良的国家和地区切入, 是推进国际化旅游企业成长的稳妥选择之一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其中的重要选择) 。

对于我国对外旅游投资要类比能源对外投资来对待, 对外的能源投资是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而对于中国境内短缺的旅游资源领域的境外投资, 则是保障中国资源可持续的重要路径, 所以中国对外旅游资源领域的投资实际上是在进口优质的环境、优质的资源, 通过进口环境与资源来缓解国内环境与资源的压力。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对外旅游投资, 可能会更有助于我国对外旅游投资更加良性、宽松的发展。

此外, 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其他旅游发达国际曾经走过的对外投资路子。因为旅游企业成长的背景和国际化发展的环境的原因, 很多旅游发达国家往往是以非股权投资对外投资为主体的, 品牌输出、管理合同等模式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国目前则是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体, 对外旅游投资的发展速度要比前者快很多。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国内资金雄厚、速度偏好强烈的情况下, 只要对外投资资金管控模式不变, 对“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股权投资方式还将持续受到青睐, 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收购的快感与整合的艰难要综合起来看, 对于收购后的后续整合难度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加快制定国家层面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旅游投资战略, 综合制定包括金融、商务、签证、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 顶层设计助力中国企业在旅游业领域的“走出去”步伐。加强对外旅游投资智库建设和对外旅游投资专项课题研究, 把握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旅游投资的规律及动态, 深入总结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认识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效应, 测算对外旅游投资成本与收益, 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旅游投资绩效。统筹考虑中国庞大的出境规模和中国企业的对外旅游投资势能, 优化中国出境旅游与跨国旅游投资的协同性。要综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经济规模、文化因素、制度因素、政策环境及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等投资环境因素, 尤其关注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安全等级、风险水平、市场化程度等投资条件和制约障碍, 研究和判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与潜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旅游投资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旅游投资的社会效益, 提高投资项目的社区融合程度, 积极将共建共享的理念融入具体项目建设和投资上, 让对外旅游投资东道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投资所带来的好处有感、共享非常重要。要综合考虑当前我国对外旅游投资所面临的媒体环境境况, 充分利用好境内外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的资源, 将如何利用媒体资源助力中国对外旅游投资发展作为重要的课题。要加强与投资东道国已有的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制定系统战略, 加快在境外建立、支持、发展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为东道国以及西方社会正确、理性认识中国对外旅游投资而发声。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可以考虑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运作经验, 设立专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开发统筹机构, 并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旅游投资相关项目纳入该机构的统筹管理。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旅游投资应当充分认识到“一带”与“一路”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安全状况等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异。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 除了两端的日韩以及欧洲外, 沿途多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局稳定性存在挑战的国家, 应当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协调机制和作用, 处理好旅游投资流和旅游客流的双向互动, 特别注意该地区的旅游安全与投资安全问题, 包括对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旅游投资, 也要考虑到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投资的影响, 建立健全投资安全保障机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地中海沿岸等国际知名休闲度假地, 中国企业可以从休闲度假方面的投资进行切入, 充分把握世界各地海滨休闲度假的需求和规律, 合理选择投资国别、具体区位、业态、项目。除了传统的住宿业、旅行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外, 有必要高度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休闲度假资源丰富区位的投资, 一方面可以因应国内不断增长的休闲度假需求, 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境内休闲度假地的市场压力。在这方面, 天津优联在柬埔寨西海岸的投资模式和中景信在俄罗斯远东贝加尔湖地区的投资可以作为关注的方向。天津优联在柬埔寨获得了国公省西南部海滨地区“七星湾旅游度假特区”租期为99年的开发权, 中景信则与俄罗斯公司签署了投资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意向。不管这两个项目最后进展如何, 长周期获得特定空间休闲度假设施的开发以及围绕中国周边投资东道国资源禀赋优良、亟需外资输入的地区进行相应投资的方式, 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对外投资的重要选择。另外, 不能“一刀切”式地不加选择、不加区别地鼓励中国对外旅游投资, 而是应当遴选经济型酒店等优势领域, 充分利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 结合企业投资战略和东道国国情, 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模式输出、品牌输出, 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旅游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