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就业危机。当时国际劳工组织称，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转为就业危机，到2009年年底，全世界失去了5100万个工作机会。2010年，经济复苏，但就业问题仍然严峻。2011年，中国政府决定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一决策意味着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压力一直存在。这种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年度新增的劳动力。如何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心。
2 文献综述
2.1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非正规部门”(informalsector)一词源于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考察肯尼亚的就业，发现它的主要问题不是失业，而是存在着一大批“有工作的穷人”。他们投身市场经济活动，但政府当局并没有承认、登记、保护或管理他们的活动。在《就业、收入和平等:肯尼亚增加生产性就业的战略》报告中，国际劳工组织将这类活动统称为非正规部门。它指“个人为了逃避税金或制度限制而在正规的范围之外所进行的不合法或非法的行为”。非正规部门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使用低科技含量的技术，组织非常小，通常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1973年，基思•哈特(KeithHart)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引入学术领域，认为非正规部门的活动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和管理、自我雇佣、完全自治的行为。基于  基思•哈特的这个概念，后来的学者们纷纷对其进行继承和修正。
    目前，在学术界的定义中，非正规部门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合法性、组织规模和资本水平。德索托(DeSoto)，宝姿、卡斯泰尔和本顿(Portes、Castells＆Benton)，洛艾萨(Loayza)等学者从合法性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不在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不向国家纳税、没有得到法律和条例认同的一组经济单位。斯泽尔曼(Sethuraman)和富廷(Fortin)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非正规部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组织的规模，可以利用员工的数量来测量:人数少于10人的企业就应该被视为非正规部门。许多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方法过于简单武断。琼斯(Jones)坚持非正规部门的核心要素是资本水平。除了固定资本之外，还包括人力资本以及收入水平。
    不但各国学者在非正规部门概念上存在分歧，各国政府在进行统计时所执行的标准也不相同。例如，在泰国，非正规部门是指20名以下工人的小企业和自谋职业者;在韩国，指5名工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和自谋职业者;在菲律宾，指自谋职业者和国家统计之外的其他部门。在发达国家，则把流动商贩、家政服务、家庭维修、自由撰稿人、分包小企业、儿童护理、园艺、家庭教师等视为非正规部门活动。
    李永刚比较了学术界对于非正规部门的4种定义，认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最具体、最详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非正规部门的实际情况。在1991年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米歇尔•昂塞纳(MichelHanssenne)在其报告中对非正规部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非正规部门的人员是指规模非常小的商品生产者和劳务提供者，大部分是独立小业主，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有些小业主仅雇用家庭成员，也有一些雇用为数不多的雇员或学徒。他们拥有极少量的资本或没有资本，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极低，收入水平很低，工作不稳定。他们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被称为非正规的，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在官方统计机构登记，几乎不能进入有组织的劳务市场，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正规的教育培训，也得不到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保护。因此，他们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支持和管理。受形势和环境所迫，他们往往在法律框架之外开展业务。尽管偶尔也在政府统计机构登记并且依法经营，但其经营场所几乎不受社会保障、劳动法规及劳动保护措施的约束。”
2.2 旅游业非正规部门就业
    在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也可以大体分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它们构成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旅游业中的“非正规部门”概念，是与正规部门概念相对而言的。正规部门主要是指那些大型的得到法律认可的经营部门，如酒店、航空部门、有执照的餐厅，以及在政府注册并缴纳相应税收的相关旅游企业。它们大都位于经济文化中心地区或休闲地、景点的核心区域内，接待对象往往是国际游客和本国富裕人士，具有高质高价的特点。
    旅游业非正规部门是指在旅游政府部门有效控制以外的和旅游相关的活动。他们一般以个人或家庭为经营单位，小本小规模经营，自产自销，从事的行业大多不需要较高的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他们没有统一组织，散处各地，可能与正规部门并存于中心城市，也可能散处于边远景点与休闲地中，接待对象以本国普通大众游客为主。由于投入少成本低，提供的服务具有低质低价的特点。如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小贩、小手工艺人、人力车司机、没有营业执照的家庭旅馆、无证导游和路边的小吃摊。
    万斯卡福特(Wahnschafft)研究了泰国一个海滨度假地(Pattaya)的旅游非正规部门。他认为当地旅游非正规部门主要包括个体出租车司机、沙滩用具出租者、流动小贩、小吃摊、手工艺者以及卖淫者。在台湾，夜市是一种受欢迎的旅游吸引物，很多人以摆摊谋生，在夜市上向游客兜售各种旅游纪念品。在中国大陆，很多夜市是居民自发的摆摊行为，没有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经常受到城管部门驱赶与惩罚，但它是很多人就业的一种方式。
    从旅游业自身的特点看，旅游非正规就业具有客观必然性。从需求的角度来看，首先是旅游的季节性，特别是到了旅游旺季，游客数量会急剧增加，目的地的接待设施会变得紧张甚至缺乏，所以在一些乡村或渔村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可以利用本身闲置的资源来为旅游者提供一些服务。如一些临时的家庭旅馆，没有登记的渔家乐、农家乐。其次，一些旅游正规部门所开发的旅游产品商业气息太浓而丧失了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尼尔森
(Nilsson)认为，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企业能够真正体现旅游地的文化，成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格里菲斯(Griffith)也认为，旅游纪念品和手工艺品小贩在发展中国家是最普遍存在的旅游非正规部门，他们具有广泛的旅游吸引力。
     从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作用来看，它减少了地区就业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旅游非正规就业为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解决了就业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与城市里的失业人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相应的技能;他们的就业生计是一个政府部门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3 当前研究的评述和问题的提出
    自从基思•哈特开始对非正规部门研究以来，西方学者对于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的   研究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目前，他们对非正规部门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和细化。例如，他们开始思考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对于个人生命周期、对于家庭结构以及社会地位的影响等。
    国内对旅游非正规部门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涉及非正规部门的概念界定，旅游非正规部门产生的原因，旅游非正规部门对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政府部门如何对旅游非正规部门进行引导和管理的研究等。本文试图以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为例，全面分析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人们对行业的评价(满意度)和影响程度的大小。
    文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说明了研究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是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分析了人们进入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原因;第四部分介绍了问卷设计和数据获取的方法与过程;第五部分是数据分析，结果解读和假说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3人们进入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原因
    中国经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带有浓重的二元经济特色: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两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中国经济因此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里的下岗工人，他们的就业处境基本上是一种结构性失业的状态。在没有完成自身知识储备和技能调整时，这些失业者可能会闲置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否能够恢复在正规部门的就业，取决于失业者对技能的掌握以及掌握的时间;否则，他们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选择就业。
    非正规部门就业是一个特定的人群，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见表1)。

在中国，决定劳动力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机会成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条件、户籍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机会成本的主要因素。因为机会成本低，他们能够进入行业技能壁垒比较低、同时工资也非常低的非正规部门。旅游业正是具有这样一个特点的行业，旅游非正规部门通常以旅游业，尤其是景点景区为依托产生。
    对于失业者而言，影响他们重返正规就业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技能的掌握和时间，这些因素包括:1.年龄。对于年轻人来说，技能的掌握相对容易;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技能的掌握会很困难。2.性别。对于同年龄的人来说，男性对技能的掌握相对比女性更为容易。3.婚姻状况。通常已婚的个体因为受到家庭的影响，对技能的把握需要更长的时间。4.受教育程度。同等情况下，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技能的掌握更容易一些。这些因素同时也对他们是否进入非正规部门的决定产生影响。
    除上述因素外，家庭背景和户籍也会影响个体进入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决定。考虑到中国的家庭传统和文化，通常情况下，家庭条件较差个体才会优先进入非正规部门。户籍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变量，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不熟悉城市，更容易受到城市政府部门如城管的歧视。为了尽快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说:
      H1:在同等条件下，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户籍能够对个体选择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有显著影响;其中，年纪较大的个体、已婚的个体、女性、受教育低的人、具有非农村户籍的人更倾向于选择旅游非正规就业。
     刘易斯(Lewis)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市场是非竞争性的，否则劳动力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平。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odaro)利用一个城市—乡村劳动力流动的两部门结构模型，证明了如果城市工人的收入超过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会流入非正规部门选择就业。对于农民工来说，就业相对于工资高低具有优先性。在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就业的研究中，正规部门的白人女性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会选择就业———创业;有孩子的黑人女性为了平衡家庭责任和收入问题，也会选择具有弹性工作时间的就业。
    在对美国市场就业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劳动力市场歧视，尤其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在中国，户籍、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都是重要的问题，企业对员工的挑选，有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
因此，综上所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说:
    H2:户籍、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人们对行业的满意度。其中，农村户口、女性、已婚、年轻及中年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与行业的满意度负相关。
4数据来源和测度
4.1调查地区和调查对象
    本文选取青岛市的市区和烟台市的长岛县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青岛作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自然资源优越，人文景观也很丰富。根据青岛市2010年的统计，全市共有48个A级以上景区景点，部分旅游景点免费对游人开放，如栈桥、八大关、五四广场等，这为旅游非正规部门的进驻提供了便利。同样，以海岛旅游著称的烟台市长岛县近年来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吸引了大量游客进岛观光旅游。其次，山东是一个农业大省，在山东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入青岛和烟台等相对发达的地区，进入了旅游非正规部门。例如，长岛以家庭旅馆形式出现的“渔家乐”和青岛沙子口的“山海人家”以及各地围绕景区景点提供各种小商品的小商小贩。
    本次调查的对象包括两个来源:第一个是青岛市的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者，选取青岛市比较典型而且非正规部门比较集中的几个景区景点，包括栈桥、海滨木栈道、五四广场和奥帆中心周边。被调查的旅游非正规部门具体包括小吃摊、流动水果摊、兜售食品者、人力车司机、景点照相画画者、小手工艺者、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商小贩等。调查时间为2010年9月20～26日。第二个是烟台市长岛县的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调研的范围涉及整个南北长山岛，具体包括景区景点内销售旅游纪念品的摊主、景区景点周围摆摊的小商小贩、港口码头周围的鱼贩子、自家游艇渔船的出租者以及未注册登记的渔家乐等。调查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9月10日，以及10月1～7日。此次调研总共历时6个星期，共发放问卷312份，回收问卷310份，问卷回收率为99.36%，其中剔除无效问卷10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比率为96.15%。
4.2调查方式
    本次研究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此次研究方法不同于以往的问卷和访谈并行的结合方式，而是通过访谈来完成问卷调查，因为本次的调研对象具有其特殊性。通过小范围的预调研，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是受访者不识字，有相当一部分目标人群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不识字或老花眼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这对调查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第二，即使是识字的人群，由于他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直言不爱动脑。他们会表现出很焦躁、反感的态度，对于类似的文字性工作很抵触，百般推诿。
    针对以上原因，本研究尝试使用以下几种方法:首先，由于调查人群的高敏感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亲戚朋友的介绍和推介，这样能够降低他们的心理戒备度，交流起来也比较容易，但是这种方式获得的数据数量有限;其次，单纯地想要取得他们的理解和协作是不够的，调研人员尝试了一些激励的方法，如赠送小礼物或抽奖;第三，针对大部分人不识字或看不懂问题的情况，采用访谈法或现场指导的方式进行调查。这种访谈法以问卷作为访谈提纲，打破问卷原有的形式，不拘泥于问卷本身的结构，通过聊天的方式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在得到受访者给出的信息之后再由调查者填写，尽量保持受访者原有的意思，不掺杂调查员本身的观点。
4.3问卷设计本
    问卷是一份结构式问卷，问卷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籍状况。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为了了解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是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的状况，预设了收入、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和国家就业政策4个方面①，每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设计了3个问项。收入方面主要包括考察这项工作是否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能否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是否有剩余。社会地位方面包括是否受到歧视以及家人和游客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工作稳定性方面包括是否受到驱赶、查抄、罚款以及是否经常变换经营地点。国家就业政策方面考察了解国家就业政策的程度，从客观方面考察国家就业政策有无影响，从主观角度考察是否关注就业政策。
    第三部分是目前所从事工作的现状评价和未来行为倾向，分别设计了3个问项。现状评价主要包括是否乐于从事这份工作、从事这份工作是否感到舒服轻松以及对这份工作的总体满意度的情况。未来行为倾向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到企业里工作(正规就业)，第二是登记注册成为自己的企业(正规就业)，第三是维持现状(非正规就业)。
    第四部分是对就业制度的看法，共涉及7个问项。主要是了解非正规部门就业者进入企业等正规部门的障碍，包括政府部门的培训、就业信息、找工作的费用(食宿费、交通费、中介费等)等;了解非正规部门转化为正规部门的障碍，包括登记注册的手续、登记后缴纳的费用、政府对商户的干预、政府提供的金融支持(如信贷)等等。
     对于问卷的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的问题，本研究借鉴了帕拉苏拉曼(Parasuraman)对服务质量的测度方法，全部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分表示非常不赞同，2分表示不赞同，3分表示有点不赞同，4分表示无所谓，5分表示有点赞同，6分表示赞同，7分表示非常赞同。
    第五部分是调查员信息，由调查员填写，主要是注明调查时间、地点、问卷编号等。
5数据分析和结果解读
5.1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者的一些人口学特征(见表2)。在性别分布上，女性要多于男性，占60%。

 
    在年龄分布上，45～54岁年龄段的人员占大多数，35～44岁年龄段其次，再次是55岁及以上人群，表明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大多是中老年人群，跟以往人们认为非正规就业以年轻人为主的观点正好相反。在受教育程度上，小学水平的比例较高，占到了45%，其次是初中和小学以下，不难发现，这部分人群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也决定了这部分人群难以在正规部门中找到合适的职位，这也是将他们推向了非正规部门的原因之一。大部分就业者为已婚人员，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比例差别不大，非农业户口的比例略高。

    用卡方分析对样本中的人口学特征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见表3)发现，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以中老年、已婚、女性居多，文化水平偏低，非农业户口数量高于农业户口数量。这一结果验证了笔者提出的假说H1。假说H1的验证间接证明了失业人员进入就业领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拥有相比于其他人更低的机会成本。
    通过有意识地对各个变量归类(真正可以分为多少类，由后面的因子分析决定)，总体上可以分为收入、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国家就业政策、对工作的满意度、未来行为倾向(现状评价)和对就业制度的总体看法。根据各问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笔者发现(见表4)，1.就业者对就业制度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对失业人员的就业提供足够的支持(金融支持、培训)，登记注册的手续麻烦以及注册后缴纳的费用很高;虽然他们愿意外出寻找工作，但交通成本很高。2.他们对现状不满意，更愿意能够在正规部门工作。3.就业者并不了解或者没有很好的渠道去了解国家就业政策。